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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7号塔上的男人

时间:2020-06-22 作者:未详 点击:

  大兴安岭新天林场47号瞭望塔
  
  刘良松半辈子都住在这里,17岁开始,他就成了大兴安岭新天林场47号塔的瞭望员,几乎独自和近7万公顷的森林度过了25年。每年雪快要融尽时,他会背上半人高的行军包从松岭开车去往40公里之外的林场。到林场后,再换摩托车才能爬上海拔1000多米的阿尼塔山。山顶立着一座20多米高的铁架塔。若去下一个瞭望塔还得走20多公里,这是森林里他和其他人类的距离。
  
  人类社会的末梢神经
  
  从哈尔滨向北走800公里,就抵达大兴安岭林区的边陲——一个被围起来的叫松岭的小镇。这里临近国境线,唯一的主干道骨架一样支撑着对称分布的居民楼,有时候走5分钟都遇不上一个人。
  
  再向下走,就只剩在地图上都能看到的大片森林,在森林里面,天空从树杈间一片一片漏下来。人在林中,只能听到鞋面撞击沙土的声音,像打着节拍。除此之外,不应该有别的声音了。暴露在森林里,一根树枝断裂的微弱声音也可能意味着有野兽出没。太阳在很远的山尖儿上搁着,空气是凉的,风吹过一丛干枯的野草,枝干没有摆动,但手指尖的皮肤知道它经过了。那已经是人类社会的末梢神经,人们不再一栋楼一栋楼地住在一起,而是零星地散落在冷秋枯黄的平原上,共享着一种怎么走都走不到边的庞大。
  
  刘良松的工作是在瞭望塔上不停地察看森林,他需要及时准确地找到每一个突然燃烧的烟点。他的眼睛可以隔着半片平原,看到第二个山头上面的瞭望塔。
  
  成为一名合格的瞭望员,得有从广阔的森林里找到烟点的能力。
  
  每天早上6点半,刘良松在瞭望塔旁边一座外墙已经斑驳的白色小平房里醒来。他带着午饭和一瓶水上塔,午饭一般是馒头或者掰下来的生白菜。白天,他在铁塔的平台上一遍遍地转圈巡视,即使平地没风,上面也是2级风。冬天,他即便穿两层袄子,站在塔上也感觉骨头都是凉的。
  
  手机的信号没有彻底覆盖,唯一靠得住的通信方式是和林场报告火情的对讲机,安全的话,一般在晨间报告之后就没有联络的必要了。一天下来最吵闹的声音,可能来自一只飞到瞭望塔里的蝴蝶——它不停地振着翅膀,撞一扇能看到外面却飞不出去的玻璃窗。刘良松把它捉住,再放飞。
  
  2019年10月,47号塔上多了两名瞭望员,他不用再整年待在塔上,每个月比之前多了10天的休假。然而,更多的自由时间反倒成为一个新的问题。他的房子在城市的背面,离森林很近,是为了让年迈的父亲用上供暖设施才买的。2002年母亲去世,现在是父亲走后的第5个月。屋里只有冰箱的工作声,那里面有一袋他上山前买的桃子,拿出来轻轻捏一下就渗出水来。
  
  “不想回来,回来干吗?回来还是一个人,所以我喜欢待在山上。”刘良松低着头说,然后是一分钟的沉默。快50岁了,他还是一个人。
  
  火
  
  在山上,他是被需要的。大兴安岭是东北的柴火垛,一到秋天,白桦树的皮变得蓬松,剥下来就能够引燃。一旦森林里有一处着火,顺着风,火能够在15分钟内蔓延20多公里。松岭以及它下面的村落,几乎都是以森林防火为核心建立起来的。深入林区的路上,每隔几百米就能看到穿着军大衣的中年男人,他们是林场的看护员,每天从早上8点站到下午5点半,路上有一枚明火烟头都得管。工作中的刘良松
  
  刘良松的工作比他们的复杂些,他是林场的眼睛。“要分得清楚云和烟,云是会动的,横着走,烟是直溜溜地往上跑。松木林着火了是白色的烟,草甸着火了是黄色的烟,如果是混合林或者山谷着火,那就是黑色的烟。”
  
  最容易引发火灾的是夏天的雷击,塔是铁的,不避雷,所以他得赶紧在打雷前躲到平房里,一结束就往塔上跑。每年这样的火灾有五六次。
  
  报告必须准确,罗盘上的数字误报一度,至少会让地下队伍错走两公里。山下近百人的扑火队等着他指路,出现一个起火点,他脑子里需要立即生成一条导航路线。对于那片森林,他的脑子里有一张完整的地图,那是他17岁的时候拿着笔对着山头一个个做标记背下来的。
  
  天气好的时候,刘良松等天黑就下塔了,但有时候得在塔上过夜。几年前,靠近南瓮河的林区曾经起过一场大火,烧了十几天,最近的火点离刘良松负责的林场只有几十公里。那是他最害怕的一次,不敢睡觉也不敢下塔,早晨拿上去一碗方便面用凉水泡着,中午面软了再吃下去。
  
  孤独
  
  很少有人当一辈子瞭望员,要么忍受不了寂寞,中途离开另找出路,要么想办法调入林场内部工作。
  
  刘良松说,为了打发时间,他想出各种法子,拆过对讲机,对着森林大吼,在森林里散步,但上坡的路太难走了。山上不能用手机上网,他以前的手机连微信都用不了。去年,他路过一家五金店,发现店主在用12伏的电瓶看电视,平时不怎么说话的他定在那里,不停地问怎么弄,问得老板都不耐烦了,才教给他怎么在山上用电瓶借着卫星信号看电视。
  
  早些年,刘良松在山上喝水都要下塔去小河里背,途中他见过三只黑熊。“两只大的领着一只小的,大的看起来有三四百斤,站起来得有两米高。它们一会儿在地上爬,一会儿起身走,你瞅着它,它瞅着你。当时我的头发都一根一根地立起来了,它们要往前走我就准备跑,其实跑也没用,我跑不过它们。不过待了几个小时之后,它们就走了。”
  
  那是刘良松离危险最近的一次。
  
  珍视
  
  “像是睜一下眼睛闭一下眼睛,就过去20多年。”回想起17岁上塔那天,刘良松是这样描述的。2016年,央视给他拍过一个纪录片,和那时相比,他的脸没有什么变化,圆脸,深色皮肤,但现在的他开始长白头发了。他已经“熬”走了六七个防火指挥,瞭望塔防锈漆的颜色从白色换成黄色,再从黄色变成红色——它也慢慢老了。
  
  这20多年里,他很多次想过要离开。最让他心动的一次,一个在北京的同学给他介绍工作,对方在城市里跑业务,有单位可以给他几单,他自己再找人做,一年下来挣10万元没有问题。那还是政府禁止砍伐、保护森林的“天保工程”出台之前,新天林场还很热闹,一家人做了好吃的会端出去分给邻居。每天伐木队从森林里拉比盆口还粗的大树出去卖钱,一拉就是一卡车。当时没有人愿意接他的位置,大家忍受不了寂寞,待不住。瞭望员一个月只挣三四百元,伐木一天就能挣100元。
  
  20多岁的时候,刘良松还不觉得KTV的声音会让他脑袋疼,安静久了,他第一次想下山。母亲劝他做一件事情要坚持,不能半途而废。“我妈对我太好了,以前我从山上下来,给她打电话,她每次都站在门口等,她关心我有没有吃饱,有没有穿暖和,每次回家她都问我想吃什么,然后马上给我做。”从小他回到家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找母亲,但在2002年,这个习惯被打断。他把母亲送到哈尔滨的医院,医生确诊母亲已到肺癌晚期。
  
  不到一个月,老人家就去世了。
  
  至今,只要看到有重病筹款的活动,他都会捐钱,不多,10元或者20元。“我隨我妈。小时候她看到谁家的孩子穿得不好,就会回家用缝纫机给他做衣服,做裤子。有要饭的,只要她看到了,一定会给人家做饭,等人吃完了还问他够不够。”刘良松不在乎那些筹款信息的真假,他只是做和母亲一样的选择。
  
  防火这件事情也是,他和自己说,得好好做。1987年5月6日,大兴安岭漠河附近因为烟头起火,近1。7万平方公里的森林受灾,近6万人连续扑救了28个昼夜才把火势控制住,最后211人死亡,266人受伤。那时候,刘良松还不是瞭望员,但他看到火车一车车拉过来的都是受灾群众,他们的家当都被烧光了,除了发的帐篷,一无所有。新天林场下面有他从小就认识的人,虽然现在已经没有几户人家,但只要他在林场露面,就会经常被叫住寒暄,这里有一些他珍视的东西。
  
  4棵西伯利亚大红松
  
  小时候,刘良松在森林边长大。“我们那时候出去玩之前要先劈柴,一群孩子先去一家帮忙,劈完了再一起去下一家,等所有人的柴火都劈完了就上山。”
  
  在2019年5月之前,刘良松屋外的地毯下会藏一枚备用钥匙。父亲身体不好,他常年在山上,遇到下不来的时候,刘良松会打电话给朋友。不管是什么时间,只要他打了电话,朋友都能把父亲安置到医院。如果情况严重,要去城里的医院,朋友会帮他把要住的酒店提前订下来。他和他现在的五六个朋友都是城市的远离者。
  
  城镇在萎缩,很多年轻人都选择出去打工。新天林场的小学已经停办,居民楼还在,但是没有几家人了,留下的人也在发愁究竟是留在松岭,还是去哈尔滨买房。刘良松也去哈尔滨找过出去闯荡的同学,在圣索菲亚教堂,他按朋友说的拍了一张留念照,走到门口了也没有走进去。
  
  这样的沉闷和在森林里的他完全不一样。他常常去的庆喜湖边有一艘不知道主人是谁的小船,刘良松从不知道主人是谁的仓库里搬出来两个电瓶,插上电源就敢在湖里开着玩。只要一贴近林区,他就有一种近乎小孩子的好奇和勇敢。“松花江那儿的水不好看,我们这儿的河多清,云多白啊。”刘良松站在多布库尔河的上游自言自语。
  
  远处的云被太阳镶上了金边,瘦一些的云几乎要被完全照亮,一切都没有目的和意义地流动着。最近,刘良松越来越喜欢山上了,他发现只有在森林里,才能听到每一阵风拂过树叶尖儿的轻声,感觉像是在说话似的。
  
  17岁刚上塔的时候,他在瞭望塔的边缘种了4棵西伯利亚大红松,近来有一棵裂皮了,于是他反复叮嘱同事不要把含洗洁精的水倒在附近的土里。25年前给他树苗的人说:“它能采塔,长出来比一般落叶松大一倍。”他守着那几棵树,想等到采塔的那一天。